【党史天天学】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什么要提出“四个服从”? -百家乐网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内纪律与规矩建设，而在党内纪律与规矩中最根本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其中最重要的又莫过于“四个服从”。1922 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强调:“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相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在这里，已经提出了“三个服从”。至于“四个服从”的完整提出，则是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四个服从”，除了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外，也与王明在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不尊重党中央，与党中央闹独立性有很大的关系。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随后出席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在报告中一方面强调要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主张，对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以来在统一战线上本来正确的主张加以批评与指责。十二月会议后，王明担任中共代表团长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虽然在国共合作和开展抗日宣传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也存在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轻视敌后游击战，而且自以为是，与党中央闹独立性等问题，给长江局的工作和新四军的发表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193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央第66次常委会决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制定国民党领导抗日的路线、方针及政策。中共中央和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对这次大会都很重视。3月21日，王明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报送中共中央一份，且未等中共中央答复，就于24日将这个建议书交给国民党。3月25日，中共中央收到王明起草的该提议书后，认为这个建议书“有严重缺点”，于是另起炉灶，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长江局收到中共中央这个电文的时候，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还未召开(大会3月29日开幕，4月1日闭幕)，本来是有时间将这个建议书送到国民党同时将第一个建议书收回的。但是，“长江局既不送，又不及时报告中央”。等国民党临全大会即将结束，才于4月1日电告中共中央说:“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于24日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要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且不论这两个建议书的内容谁是谁非，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此举确有不尊重中央、闹独立性之嫌。

同年2月15日，长江局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两个议题：抗战形势及如何保障继续抗战和取得最后胜利问题，中共七大准备工作问题。2月23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内称:长江局关于政治局会议决议:一、以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委托绍禹、恩来两同志作为向政治局会议之建议；二、会议日期建议以两日为限；三、长江局由绍禹、恩来同志回去代表参加会议，并在会议后立即返汉；四、会议后请求中央多派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出来担任各方领导工作。作为中共中央的下属机构，长江局此举从组织原则上确有不妥之处，难免有下级凌驾于上级之上之嫌。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演讲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坚持久抗战的思想。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其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众》周刊也未刊载。以后只是在《新群丛书》中作为第15种出了个单行本。后来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曾说:“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闹独立性，还表现在到达武汉不久，便未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审阅同意，在《新华日报》发表由他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后，王明既不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也未同任何人打招呼，公开发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王明甚至以陈绍禹(即王明)、周恩来(长江局副书记)、博古(长江局委员)、 凯丰(长江局委员)的名义直接向各地及八路军前总发布指示性意见。“特别让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朱德、彭德怀及项英又经常去武汉，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居然提出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的问题，指责张、毛等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对于这些问题，后来王明辩解说，是自己“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分析了抗日战争即将进人战略相持这个新阶段后的形势，明确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要求共产党员应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鉴于此前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分裂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后果，也鉴于王明在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期间与党中央闹独立性的问题。在报告中，毛泽东特别讲到了强化党的纪律的重要性，特别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重申党的纪律: (一)个人服从组织； (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亦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如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从此，这“四个服从”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其中明确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意见，如果没有中央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须完全执行中央的决议和指令，并不得有任何违反中央的文字与行动，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须无条件的执行该委员会或该代表会的决定；凡党员对于党的负责人及党在群众中的领袖有意见与批评时，除开负责的向相当的组织、觉的负责人提出必要的批评外，不得随便在同志中及群众中任意品评他们的长短、错误与缺点；等等。

由此可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不但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从根本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而且确立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纪律，这对于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和争 取抗战胜利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